蚁族:青春驿

 

族群素描

  他或她都是大学毕业不久,在北京、广州、武汉等大中城市讨生活,因廉价房租而选择居住在城乡接合部,大部分时候还要和别人合租。他们有如蚂蚁般“高智、弱小、勤奋、群居”;虽都接受过高等教育,但收入却并不高;虽然生活忙碌、爱情飘忽,但对未来的憧憬却一直不曾放弃。这一族群虽人数超百万,但多年来却不被人关注,最近才因一个调查走入公众视线。

  ▲2009年11月23日早高峰时段,北京唐家岭,公交乘务员用力把赶着上班的年轻人往车上推。 CFP供图

  2009年12月26日,北京唐家岭村。公交站牌上贴满招租广告。本报记者 孙涛 实习生 刘阳 摄

  每天清早出门,入夜才回,与村里人没多少联系……除了房子和水票。

———租住在北京唐家岭村的“蚁族”之一刘成良这样总结“蚁族”日常生活

  逾百万大学毕业生,因低收入而如蚂蚁般群居在北京、广州等大城市边缘的村落,虽忙碌而清贫,但为明天打拼的梦想不灭。

唐家岭的一天

  清晨起雾了,唐家岭听不到一声鸡叫,倒是哐哐啷啷的公交车叫醒了这个村庄。7点后,巷口不断拥出一群群脚步匆匆的年轻人。破旧的公交车准时进村,一停下立马陷入人群包围,站在门口的售票员一边用力将人往车门里塞,一边高声嚷着“再挤挤,再挤挤。”

  同时,出村公路上,那些没挤上公交的人,有的三五成群地步行上班,还有一些则骑着自行车直往村外冲刺。

  唐家岭的一天开始了,这个村庄的住民奔向了主城,为着衣食,为了理想。他们不是农民工,而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。

  2008年初,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着手对这一特殊人群进行研究。一年后,廉思和他的调查小组拿出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。他们将栖居在北京唐家岭、小月河、马连洼等地的低收入大学生群体,称之为“蚁族”。其实,目前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西安、武汉等其他几个高校云集的大城市,也都同样存在大量“蚁族”,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,大多从事销售、文员、电脑编程、保险营销等工作,全国“蚁族”总规模则预计在百万以上。

  “要是半小时之内的路程,我通常都不坐车,走着去”,来自湖北的刘成良没出门,窝在303公寓专心誊改他的创业计划。他与村里人基本上没什么联系,“除了房租和水票”。据唐家岭村统计,该村村民只有3000多人,而前来租房的大学生却多达4万—5万人。

  上午9点过后,唐家岭又暂时恢复几分北方村落的面貌。有狗从正街破烂的街面上不紧不慢地跑过,一个骑自行车的小贩响着铃铛慢慢驶过。偶尔透过街角还没正式开张的餐馆窗户,有时可以看到三两个迟起的年青人,衣着整洁干净地从窗下走过。休息时,这些年青人最常去的地方是网吧。

  晚上7点后,当晚是平安夜,唐家岭街头魔法似摆出了好多盛装的水果摊。下班的年青人开始返村,不少人停在水果摊前饶有兴致地挑选苹果,小贩们吆喝得更起劲了。

  已近22时,刘成良搭上一辆公交,打算连夜给女朋友送一个苹果去,“平安夜一定要吃苹果,并许一个愿,会很灵的”。

寻梦唐家岭

  从北京北四环向北,坐公交要倒两趟车,花上一个多小时,就可以到达唐家岭———这个北京五环以外、与昌平接壤的小村落。

  “我刚来的时候,既庆幸又担心,庆幸在北京还能找到这么便宜的房住,担心的则是环境确实太差了”,刘成良前年10月来到北京,曾在酒吧歌舞厅做过活动策划。

  唐家岭到处是村民自建的“握手楼”。楼高一般2层—5层,站在楼内走廊,很容易看到对面楼里的光景。村里八九成的租客,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,村民将房屋隔成10平方米—15平方米的单间,根据不同的厨卫配置,每间每月收取300元—800元的房租;有的干脆建得像大学宿舍,设有公共的洗衣间和卫生间。

  北漂几年后,刘成良和高中同学阿峰取得联系。阿峰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,在广州一家公司做事,由于不堪忍受公司内部复杂的办公室政治想辞职。刘成良于是劝阿峰来北京,“我当时住在三环以内的地下室,就介绍他来了唐家岭。”初到唐家岭,阿峰挺失落的,一切又得从头开始。

  奥运前,刘成良被国家工商总局招去做了安保人员,朝九晚五,包吃包住,除了每月工资1200元稍有遗憾外,工作也不繁重。后来,他的工作调整为专门负责信访接待安保。今年7月,他又辞了工。

  那时,阿峰已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,月薪涨到了3000元—4000元,在女朋友的要求下,阿峰搬离了唐家岭,但已提前交付一年房租,房东不肯退,于是刘成良接下了这个15平方米的单间。他说,现在就算闭着眼睛,也能摸清在外人看来迷宫般曲折幽深的胡同。

  刘成良很快在上地中关村一带的一家小公司找了份策划的活。工资不高,平均1200元/月,“跟刚毕业的大学生差不多”,据他自己打听,住在这里的大学生,60%—70%都是月工资1200元—1500元,干的也多是销售、电脑编程、软件测试、文员或者电脑推销员等活。

同室兄弟

  两三个月后,刘成良因种种原因再次失业。每月加上水、电、暖气等共800多元的房租,让他感到吃力。一个下午,刘成良到村里网吧发了一则求合租的信息。

  10月的一天,有个电话打进来,问他是否找人合租,刘成良同意让对方过来看看。没几天,戴着厚厚眼镜的荣忠辉,背着更简单的行李,敲开了这间公寓的门。

  23岁的荣忠辉,黑龙江铁力人,2005年,他考上黑龙江石油大学。大学毕业,全班30多个同学,1/3有关系或成绩特别好的人顺利签约,成绩中下等的则基本都没戏。荣忠辉自己也去参加过两三次毕业前招聘会,人山人海,等挤过去,人家早就说不要。毕业离校时,班长帮他在派遣证上随便填了个当地国企,他就算“正式签约生”了。

  7月底,荣忠辉和一个同学结伴来到北京应聘,第一次差点受骗。其后又找到过两份工,都是月薪1500元左右的工作,都是在上地中关村一带做销售,要么卖芯片,要么推销电脑硬件,但都干不长,最长一次是干了两个月。

  “被子是隔壁女孩送的,枕头也是,褥子是我花40块钱买的,”宅在公寓休息调整的荣忠辉,指着床上的全部家当有些发愁:北京骤然降温。临近过年,出去找工作看来也不是一个好时机。除了看小说,游戏仍是他的最爱。村里共有四五家网吧,家家生意好得不行。

  合租显然让两人都轻松不少。在唐家岭合租非常普遍,男女合租也比较常见,甚至还有出租床位的。“最挤的一间,我曾见过两对情侣合租”,荣忠辉比画,“那个单间比我们的还小”。

理想和现实

  12月23日下午,一身穿黑夹克的男人站在巷口海侃:“我就一农民,可我这里住的全是大学生,有几个搞电脑编程的,月收入还过万呢。”这是村里一位有着两层楼的房东。另一房东则小声叮嘱租客:“水费、垃圾费加起来一月10块,不算在房租内,能避开联防队(你)也可以不交”。

  要想避开这一俗称“水票”的费用基本不可能。“每个月总有几天,联防队突然就两头夹击,一队在街口守着,一队在村内各巷道巡视,见一个拦一个,拿不出当月交钱的凭证,就得重新买,”凡被拦上了,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交钱,以前为这个也曾发生过打人事件。

  刘成良歇下手里的活,自己动手做晚饭,同时给女友发了条短信。在一张矮桌上,刘成良熟练地切着萝卜丝,没有锅,他用一个电饭煲来炒菜,用筷子作锅铲。“我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,这里很包容,发展机会多。”

  他有一个创业计划。“就是想办一个网络超市,不卖实物,只充分发掘、展示人最有价值的部分,比如写信就是一个单独栏目,里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信件,还有旅游、见闻、甚至炒菜、读书等等栏目。”眼下,他最希望寻找到的投资方,在他心目中,一个是柳传志,一个是马云。

  比大多数唐家岭租客幸运的是,刘成良曾有过两任女友,目前正与第三任女朋友谈恋爱。生活不定,爱情也飘忽。去年他与第二任女友分手后,忽然发现自己怎么也不会笑了。

  今年5月的一天,他在脖子上给自己挂了个大大的纸牌,上写“请保持微笑”几个大字,然后一脸颓丧地站在了川流不息的王府井街头。很快他被警察带走,3小时后放人,他发觉自己居然又能笑了。

  刘成良不准备回老家过年,对着狭小却收拾整洁的公寓,他说想留在北京不走了:“来北京,就是为了有所作为。”

(南方都市报)